李飞:“国家—社会”视域下死亡赔偿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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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原始复仇、自由赔偿和强制赔偿三阶段也是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演变过程。這個 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国家与社会制衡”以及“强国家—弱社会”一种关系社会形态。国家在与社会的互动博弈中逐步趋于稳定了主动,在死亡赔偿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赔偿秩序的形成。不过作为有2个连续统,国家的力量虽然在不断增强,但也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

   关 键 词:国家  社会  死亡赔偿  秩序  演变  state  society  death compensation  order  evolution

引言:从“侵权责任法”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至今已七年有余,在国家对侵权赔偿尤其是死亡赔偿等方面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的共同,“命价”有点痛 是“同命不同价”事件的屡次老出 依然会成为亲戚亲戚這個 个 议论和关注的焦点。①就死亡赔偿而言,从《民法通则》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到《侵权责任法》,国家除了在法律规定上日益精细,也在逐步突破既有体制框架的限制,将相关的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声更多注入其中,与社会的互动日趋频繁。如《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就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还都可不能能以相同数额选者死亡赔偿金。”虽然亲戚亲戚這個 个 在法理上对该法条有多重阐述,但大概可将其视为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正面公布。应该说,在死亡赔偿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家与社会的关联是每根极为重要的线索。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更迭,死亡赔偿形式及其相关秩序趋于稳定了诸多变化。在这期间,国家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步趋于稳定了生命“定价”(pricing)的主导权。這個 這個 ,亲戚亲戚這個 个 尝试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将死亡赔偿制度置于這個 解释框架中,并以其为关键索引来系统梳理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从中窥探国家与社会范式在這個 涉及人的至关重要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家—社会”:有2个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②

   自国家尤其是主权国家老出 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无缘无故趋于稳定着纷繁简化的多重联系。而作为有2个理论命题在国内学界广泛应用开始了了了20世纪80年代单位制改革和全能主义国家(total state)放权的社会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该框架对“社会”的强调有所延伸,這個 诸如城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领域”的概念如雨后春笋般老出 (夏维中,1993;邓正来,1997;梁治平,803;黄宗智,803;等等),力图来处理“国家—社会”之间的张力,并形成了“家国同构论”、“乡村自主空间论”、“国家/社会连续统论”、“国家/第三领域/社会三元模式论”等代表性观点(参见郑卫东,805)。不过都可不能能指出的是,這個 框架的解释效度在一种意义上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基础上,即承认国家或社会还都可不能能摆脱对方而独立自主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算不算还都可不能能分离(梁治平,1996:7-29)。在此,亲戚亲戚這個 个 借用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的观点对该框架隐含的前提做這個 简单公布。波兰尼研究的主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其核心命题之一是“经济嵌入社会”。他认为,本应附属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市场经济如若趋于稳定“脱嵌”将原应 社会的灾难。但该书还有有2个潜在的主题是政治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经济脱嵌的前提,政治也无法从社会中脱嵌,之后必然遭致社会的全面抵抗。“社会都不 受国家法律支配的,就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波兰尼,807:96)国家应缘何会来保驾护航,之后就是对社会的一种遗弃(黄志辉,2016)。之后,无论是全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的守夜人,国家都应该是社会的守护者。国家嵌入社会,二者从来就都不 分离的,对其理解更应该从双方的互动关系入手:即社会既还都可不能能被国家改造,国家也深受社会的影响,从而破除两分以建立“社会中的国家”的立场(邓正来,1998:286-287、291;张静,1998a),而這個 理念也导引了国家与社会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除强调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及彼此间的互动外,“新取向”还触及该框架的日后致命硬伤,即改变以往研究将国家或社会视为“整体性”和“均质化”的特点,认为这原应 是“铁板一块”的虚妄,进而承认它们每每个人是有2个非统一或非均质性的组织体系。④换言之,国家各个累积嵌入社会的请况是有差异的,其中心和边缘累积同社会各群体互动时有不同的社会形态、特质和结果,加之国家与社会每每个人能动灵活而非机械的行动,原应 二者之间边界的变动与模糊。“国家的作用依靠它的不同累积与社会不同累积的联结,当亲戚這個 个 互相面对的日后,各种推力和拉力影响着双方的控制领域,什么领域的边界模糊而又无缘无故移动。”(张静,1998a)之后,在這個 研究框架的观照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每每个人的行动实践包括其内部的矛盾冲突等元素就进入了亲戚亲戚這個 个 的研究视野。⑤

   当然,国家与社会在互动过程暗含博弈、竞争与战略公司合作 ,也必然趋于稳定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不过這個 此消彼长的关系不需要说全然是线性的,也也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二者之间的关系本就异常简化,出于理论简化和研究的都可不能能,亲戚亲戚這個 个 还都可不能能将“国家—社会”框架视为有2个连续统。“国家”一端代表集权的单一国家统治,国家权力有能力全版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实现全能式控制;而“社会”一端则代表社会有其自身的治理逻辑,不都可不能能国家的法律、暴力等工具就能实现自我统治,其理想请况是无政府主义。但在历史与现实中,秩序的维系既不原应 全版停在“国家”一端,就是原应 全版停在“社会”一端,国家与社会的交融互动、竞争博弈才是常态。而其间涉及的国家与社会双方的力量增减、权利边界和实践社会形态等问题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這個 這個 为本文考察死亡赔偿制度的社会形态与演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为更好地适应研究的都可不能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历史长六时的镜头中还还都可不能能做进一步的细分和延展。基于国家⑥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在韦伯理想类型的意义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还都可不能能大致划分为“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国家与社会制衡”以及“强国家—弱社会”一种社会形态。尽管這個 分类有简化现实之嫌,但以此为透镜将死亡赔偿制度置于相对具体的历史坐标之中,还都可不能能更为系统地梳理這個 制度及其相关秩序的演变。

二、“国家—社会”视角下死亡赔偿制度的社会形态与演变

   众所周知,生命对于人来说有最高之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恢复性。康德曾言:人的生命“都可不能能 什么法律的替换品”,也“都可不能能 這個生命的东西”(康德,1997:166)。⑦生命一旦丧失,便都可不能能 任何土措施将其挽回。之后,和心命直接联系的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基础,“是每自己所都可不能能拥有的权利”(米尔恩,1995:158)。作为对生命和心命权的保护,死亡赔偿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人类早期社会的“血亲复仇”、“同态复仇”,到之后的赎罪金制度,直至近现代死亡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⑧在死亡赔偿制度的发展脉络中,亲戚亲戚這個 个 还都可不能能想看 赔偿土措施或生命定价土措施的一系列变化,而伴随這個 变化的是定价主体的相应改变。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实践社会形态及其在死亡赔偿制度中的角色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這個 制度的发展走向。在国家产生日后,死亡赔偿主要体现为个体(部族)—个体(部族)之间的关系。而在国家产生日后,這個 个体—部族之间的关系逐渐为个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其代替的层厚原应 之一在于国家大幅度强化了公共裁判权力。换言之,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随着社会力量的式微,国家作为有2个关键定价主体参与到了死亡赔偿的过程中来。

   (一)强社会、弱国家或无国家请况下的“命价”与赔偿

   从死亡赔偿的发展社会形态看,人类早期社会由受害人所在的部族对加害人的部族进行“复仇”,即“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這個 阶段普遍的生命救济和赔偿形式。正如庞德所言:“以复仇或报复为形式的惩罚是一种最古老的保护利益和维护权利的土措施”(庞德,1984:114)。這個 土措施大致经历了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时期。

   血族复仇被视为一种无节制的、原始本能的私力救济土措施,指的是整个部族为受害者复仇,其结果往往会原应 部族间的大规模厮杀,甚至部族灭绝,这在摩尔根眼里都不 超出常规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指出,当时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自己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处理,原应 由各个氏族相互处理;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1995:95)。而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血族复仇逐步让趋于稳定血亲复仇。血亲复仇指的是都可不能能受害人的近亲而都不 整个部族为之复仇,但还都可不能能对加害人近亲或家族的任何成员实施报复。⑨不过就其残酷性和对社会的破坏力而言,较之以往原应 小了這個 這個 。到了原始社会后期,血亲复仇又被同态复仇所取代(梁兴国,2010)。

   相对血族和血亲复仇,同态复仇更为严格地执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生命定价原则,“你都可不能能一眼还一眼、一命还一命,而都可不能能两或三眼/命还一眼/命”(米勒,809:26)。⑩可见,同态复仇具有明确的限制性和对等性。在复仇主体上,一般限定为死者的近亲属;在复仇对象上,同态复仇将对象一般限定为加害者自己;在复仇程度上,则要使加害人受到和他施加给受害人全版等同的伤害。应该说,這個 曾被法律认可的复仇土措施是一种典型的有限复仇,是从原始的自发请况发展缘何会能加以控制的复仇,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进步和理性(霍贝尔,806:180、808)。对此,有论者才会说:“亲戚亲戚這個 个 逐渐习惯了都不 向氏族或全家复仇,而只向犯罪者复仇,之后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拉法格,1963/1978:76)从赔偿的归责原则来看,同态复仇实行的是单一结果责任,即只根据侵害结果来决定责任的最终承担。有损害就原应 有责任,不需要去考虑加害者的主观意图。换言之,在这里区分过错程度是都可不能能 意义的(叶秋华、刘海鸥,806)。从上述的复仇程度或定价标准来看,同态复仇显然坚持的是一种“对等性”原应 更确切地说是“对等性丧失”的原则,将身体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即受害人遗弃的,加害人自然也要遗弃。(11)如暗含同态复仇遗风的《汉穆拉比法典》(800:91、92)对冒犯自由民(阿维鲁)(12)所进行的处罚规定:

   第196条: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

   第197条:倘彼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应折其骨。

   第80条:倘自由民击落与之同等之自由民之齿,则应击落其齿。

虽然无论是血族复仇、血亲复仇还是同态复仇,为有2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且這個 义务在伦理上是绝对责无旁贷的,为当时的习俗、规范所认可和保护(瞿同祖,803:72-73;杨立新,808:33;摩尔根,809:87),這個 点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 都可不能能 。除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3772.html 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8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