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金育:环境税量益课税原则的诠释、证立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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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环境税不以收入为主导目的,而以环境保护为根本使命,什儿 税之本性造就了“归责→应益”的环境税二元机理,也导致 了量能课税原则在环境税法场域的全面失灵。量益课税原则考量、权衡由特定主体就受益承担相当税款的运作思路,不仅与环境税立法目的层厚契合,并且 与环境税制机理层厚互通,既可富含环境税归责面向,又可辐射应益层级,还能营造归责和应益两造机理的交互机制。得益于量益课税原则,环境税定性规范与定量规范已超越税收每段理论,渐成体系化理论。与此一块儿,环境税征管规范使得量益课税原则不断丰实和延展,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普适性。故此,由量益课税原则担当环境税法底部形态性原则,呼应财政性税法中的量能课税原则,既具有税法理论上的必要性,又具有税制机理上的可行性,还具有规则改进与实施上的操作性。秉持量益课税原则,以客体、税率和不怎么法律法律依据为内核的环境税实体规范可期进阶,以环保部门定位与权责配置为中心的环境税征管规范有望改进。

   【中文关键词】 环境税;量能课税;量益课税;归责;应益

   【全文】

   2018年1月1日刚现在开始施行的我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启了中国的独立环境税[1]时代。此举无疑是对党的十九大“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法律法律依据和生活法律法律依据”决议的有力贯彻,对完善我国绿色税制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尽管《环境保护税法》已搭建起环境税运行的基本架构,但受制于费改税的立法策略和税负平移的立法考虑,[2]致使不管是环境税客体、计税法律法律依据、税率、税收减免等税制每段的微观设计,还是征管机制的创新构造,都难言是科学立法的产物,并且 “科学立法原则关注于立法事实的整理加工以及立法目的达致的手段哪此的问題”,[3]而这恰是环境税立法所缺陷的,以致并且 为环境税的未来埋下隐忧,导致 “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4]目的大打折扣。

   作为《立法法》全新修改后首个落实税收法定的新税,《环境保护税法》从论争、公开征求意见和两度审议到最终出台,历经十余年,决策者不可谓不重视。为什么会么会精心部署、严恪守护守护进程而致的法案却依然留有不少的哪此的问題与隐患,个中导致 纷繁比较复杂,它并且 与政治决策和立法任务[5]有关,也并且 与“我国的环境税立法更多沉迷于环境税立法的浪漫主义——过分地受制于环境税的理论说教,而缺陷环境税立法的现实主义——对环境税得以有效实施的社会生态缺陷考察”[6]有关,但根源还在于环境税法底部形态性原则的缺位。并且 量能课税作为财政性税法[7]的底部形态性原则,仅适用于以收入为目的的单行税法,而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税法的底部形态性原则不并且 是量能课税。[8]于是哪此的问題由此而生,即环境税法究竟以何为底部形态性原则?该哪此的问題堪为环境税法的元哪此的问題。

   对此哪此的问題的回答,不仅关切环境税制的进阶方向,并且 关系环境税法的实施时延。基于此,本文聚焦环境税法底部形态性原则研究,意图论证环境税法场域下量益课税原则应取代量能课税原则,成为底部形态性原则,指引环境税制的设计与完善,导引环境税法的解释与运行。希冀该讨论有助税法建制原则的深入研究,有助环境税立法、实施与解释的科学展开,进而助力环境税收法治的有序推进,促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环境税法场域下量益课税原则的阐释

   众所周知,税法有1个 对立的底部形态性原则,即价值及其对应物相等或成比例原则,以及牺牲相等或成比例原则,即量益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尽管学者从未把量能课税原则视为唯一的、无可非议的底部形态性原则,但量能课税原则现在指在绝对上风却是1个 不争的事实。[9]不过,伴随税制的多样演变,以及税收立法肩上的目的多元且时有冲突,[10]量能课税原则在环境税这类特定目的税场域的失灵哪此的问題日渐凸显,导致 诸多税制设计与税法运行时常每段税之本性,故而极有必要对量益课税原则的独特价值作一检思。

   (一)量益课税原则的提出

   税收为法定之债,且与国家提供之服务间无(直接之)对价关系,故也能以特定人民所受利益或国家所生费用为标准,而应以人民负担税捐之经济上的给付能力为标准,决定其应纳税额。[11]此为量能课税的本原逻辑,也是多数学者将量能课税原则视为实现税收正义之底部形态性原则的思维路径。更有学者认为“量能课税原则是伦理原则,一块儿也是宪法原则与法律原则”,[12]它一方面容许国家按人民负担税收的能力依法课征,每每个人面禁止国家超出亲戚亲戚朋友负担税收的能力课征。[13]

   根本上言,量能课税原则关注的重点在于纳税人所纳税款还还要满足财政还要,我不要 甚关心课税事由,什么都考虑纳税人的归责识别。只要税收债权也能实现,由何人承担纳税义务在理论上我不要 重要。典型的例证是,量能课税主导下的财政性税法一般还要直接规定谁是纳税人,让谁缴纳税款,还要通过分析意向中的纳税人主要具备哪此与什儿 主体的不同行为,并且 其对具体纳税人我不要 感兴趣,只会关注整体纳税人,如每每个人所得税法通过入库税款分布底部形态选择主要纳税人分布在工薪阶层,而我不要 关注张三、李四。[14]盖因那末 ,量能课税原则通常被誉为财政性税法的底部形态性原则。

   与之不同,非财政性税法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根本职责,课税多为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政策目标。是故,这类税法往往还要直接作用于特定纳税人或纳税群体,方可传递相应的价值信号,从而精准诱导行为人的经济行为与决策。也并且 那末 ,这类税常被视为特定目的税的本身,曰为经济诱导税。经济诱导税虽会带来收入,但收入目的我不要 其主要目的,通过课征税收,熨平经济运行周期,有助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才是其主要目的。与之相称,非财政性税法对公平课税的要求远低于财政性税法,这类税法更多并且 是在宪法的指引下,基于政策衡量,或对相同清况 作不同正确处理,或对不同清况 作相同正确处理。[15]

   什儿 不以收入为主要目的、基于政策考量还可每段公平课税的做法,是非财政性税法的典型特质。环境税法即是例证,它以环境保护为根本使命,聚焦环境税款当由何种主体承担(归责),追求主体依其带来的环境结构成本承担相当税款(应益),展示出“归责→应益”的二元税制机理。量能课税原则与该机理显然指在本质差异,无法应对环境税法的规则诉求。一方面,它偏重税收债权实现的结果导向,与环境税归责脱钩,依其构建主体规则,极有并且 导致 归责主体不当;每每个人面,它依照经济负担能力选择税额,与环境税应益不匹配,以其设计税额规则,极有并且 导致 税负不公。相形之下,量益课税原则与环境税的机理层厚暗合,当为环境税法设计与运行所不怎么重视。

   (二)量益课税原则的语词意旨

   “词义是有底部形态的,对任何底部形态的认识还要从1个 方面着眼:构成成分及其关系。”[16]就构成成分来看,量益课税由量、益、课、税组成。不同文字,词性不同,语义我不要 一致,有时还要千差万别。对于量来说,作为名词,有计量器具、容纳限度、气量(度量)、数量之意;作为动词,共要有测量、计算、商酌本身意思。[17]于益而言,作为形容词,有富裕之义;作为动词,则有水涨(通“溢”)、增长补助之义;作为名词,又有利益、好处之意;作为副词,还有更加之意。[18]量、益之下,课、税二字组合使用早已有之,且形成了特定含义,即按照国家规定数额征收赋税。《旧唐书·职官志二》中的“凡赋人之制有四……四曰课”,便采此意。[19]

   就各成分间的关系来看,量与益更常搭配,课与税更多成词。并且 ,量益课税语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益与课税的关系。观测语词原意,量益是课税的标准和基础,课税是量益的目的和结果。基于什儿 认知和量、益、课、税各每段含义,量益课税也共要有“测量获利征税”“计算好处征税”“考量、商量利益,而后征税”本身语义。第本身与量能课税并无本质区别,并且 获利哪几只也可作为衡量经济负担能力的1个 指标。第二种明显不同于量能课税,因其更侧重对价理念,强调根据纳税人获得的好处来选择征税多寡。相较而言,第本身理解更为全面、更加科学,并且 测量与计算还要甚关注利益或获利的对象,而考量、商量则富含了对利益获得者的“特殊关照”因素,即先找寻特定的纳税主体,而后对其征税。

   从文献资料上看,我着实量益课税原则远不如量能课税原则为学界所重视,并且 依然可发现学者们多将其视为与量能课税相应的税法原则。如有学者认为“:生态税属于目的税,它的起点是资源或环境保护标准,与收益哪几只那末 明显的关系,并且 公平的体现还要量能课税即根据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课税,什么都量益课税即保证纳税人对生态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20]可见,量益课税与量能课税具有相同的语义底部形态,区分的关键一是“能”与“益”的理解,二是“能”与“税”和“益”与“税”的关系。总体来看,量能课税的共识基本形成,即“要求每每个人的税捐负担,应按照税捐义务人还还要给付税捐的能力,加以衡量。”[21]此处的“能”多意指税负能力或给付能力,强调以“能”度“税”。也什么都说,“能”更多发挥的是“定税”的工具价值,即量“能”课税。与之不同,量益课税原则要求衡量特定纳税人获取之“益”,并且 据以课征税款。此处的“益”多指向利益、获益程度,强调“益”与“税”之间的对价。“益”既是“税”的衡量尺度,又是课税的根由。“益”之于“税”,既具有微观的工具价值,又体现宏观的价值理性。并且 说量能课税是本身静态的税负度衡原则,我不要 找寻特定纳税人一段话,那末 量益课税便是本身兼具静态税负衡量和动态税负论证的复合原则,其先锁定特定纳税人,后测度税负。两大原则虽均可充当税负衡量的核心标尺,但内涵和外延皆有不同,由此导致 每每个人不同的适用范围、适用场域和法律要求,最终两者一块儿执掌整体税制大厦。为此,有学者直接将“量益税”与“人头税”“量能税”并列,认为这三类税与税收公平的连接点有所不同,依次为受益程度、人头、负担能力。[22]

   综上,笔者认为可将量益课税原则理解为:针对特定的受益主体,依其获取的利益课征相当的税款。诚如学者所言,量益课税原则是税捐负担作为国家给付之对价,或作为国家支出费用之补偿,是国家提供给付而可归属于某一受益群体,由该受益群体一块儿负担其对价给付,而对该群体课税之原则。[23]求本溯源,量益课税原则存有“主体选择→税额选择”的层级底部形态,隐含“导致 者负担→应益”的体系机理。它一方面追寻特定主体负担税款什儿 前提导致 ,试图打破量能课税原则创设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隔阂,找到理应自行承担税负的纳税人,每每个人面恪守对价理念,意图实现税负与受益相当,正确处理“多数人买单,少数人获益”的哪此的问題。

   二、环境税量益课税原则的证立前提:“归责→应益”的二元机理

   为了因应日益严峻的环境哪此的问題,环境税已演变为政府介入环保领域的重要工具。[24]在环境税法中,量益课税原则要求的受益主体自行承担税款与环境法上导致 者负担的归责理念极为匹配。而以受益作为税负基准又与税收的价格本性和对价理念不谋而合。[25]量益课税原则正是在吸收环境法上的导致 者负担与税法上的对价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环境税事物本质加以升华,进而照应于环境税“归责→应益”的二元机理。

   (一)归责机理:法域传导与税法转化

“所谓归责,简而言之,即将责任以本身法律法律依据为判断标准归属于某主体。并且 说,对于某主体来讲,以本身法律法律依据为标准,判断其本身责任否是是成立和指在,从而还还要认为,归责的任务是正确处理责任的法律法律依据哪此的问題。”[26]环境税归责机理旨在遵循归责运行的法域规律,借助环境税法原理,对环境损害行为进行综合认定,找出该当承担环境责任(环境税)的纳税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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