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娟:忽必烈時期北方的提舉學校官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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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舉學校官與教授的设置

   蒙金戰爭使北方地區的社會、經濟遭受巨大破壞,文化教育事業也瀕臨絕境,各地廟學在戰火中焚毀殆盡。蒙古國時期,蒙古汗廷的许多漢族官員如楊惟中、耶律楚材等倡導保護儒士、修復學校;许多地方世侯也禮賢聚書、勸學事師,在自己轄區修建學校,任命學官,文教事業得到一定的恢復。元朝北方制度大多承襲自金朝,金時“提舉學校官”由文資官兼任[1]。蒙古國時期都有這種現象,如宋子貞在東平嚴實幕府,以詳議官兼提舉學校[2]。此外還有專任提舉學校官的事例,如1252年張德輝受忽必烈命提舉真定學校[3],1254年許衡亦受忽必烈之命擔任京兆提學[4]。從現有史料來看,蒙古國時期的學官除提舉學校官(或稱“提學”)外,還有教授、學錄、學政、學諭等。《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四所載《后土廟重修記》(立於1242年)及《評事梁公之碑》(立於1242年)有“州教授”、“中書省選充州教授、縣教授”等題銜。這一時期的地方學官名稱,從忽必烈徵召李俊民的五道令旨石刻後面所列提名还要看得很清楚:“學錄[劉]汝楫,學政劉夢澤,學諭吳輝,提舉興修學校馮裕、劉興、張山[5],同提舉學校趙庚、申甫,澤州長官提舉學校段紹隆”[6],據《(乾隆)鳳臺縣志》卷四《職官》,申甫、段紹隆皆係州長官兼提舉職。可見,這裡“提舉學校官”是專職學官,“同提舉”則由州長官兼任。此時的學官名稱及職能已與金朝有所不同。但蒙古國時期的學校及學官建置尚没了統一標準,即“職名未備,皆係承制劄授,學職繁多”[7],學官名稱直接沿用自宋、金。

   元朝學校教育的真正恢復和發展則在忽必烈統治時期。世祖時期相繼頒佈了一系列興教崇文的詔令,地方官學漸漸發展起來。《山左金石志》卷二一至二四記載了中書省般陽、濟寧、濟南、益都、東平、河間六路及冠州、高唐州、德州、晉州、濮州五州興修廟學的碑文,從這些碑文可知,上述六路五州轄地內的官學在元代共修復46次,世祖一朝都有20次,此外還有多處新建的廟學[8]。與學校的興建相聯繫,地方學官的設置也逐漸完善起來。忽必烈即位之後在地方上設置的最早學官是諸路提舉學校官。中統二年(1261)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請於各路選委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特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9]。

   元初都有“同提舉學校官”一職,《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五所載《霍州學記》碑文,乃至元四年(1267)“宣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段成己撰”,至元六年(1269)立石,書丹篆額者為“平陽路同提舉學校官劉嗣”。

   元初的提舉學校官也並非都有專職,都有不少兼職的例子。如王得輿、徐世隆、姚燧,詳見後文。

   至元六年元政府又規範了地方學官的設置。對於各路提舉學校官,規定“欽受宣命人員,擬合依舊存設,其餘委用人員,擬行罷去”[10]。由此可知此時學官設置混亂,有地方自行委任的抑或蒙古國時期的提舉學校官到元初仍在繼續任職。如李龍輔,以德業文章見稱於世,為保定路提舉學校官二十餘年,至元初官制行,為束鹿主簿[11]。

   提舉學校官的設置旨在派專人督促一路諸廟學的修復、重建與教學,體現了統治者對學校建設的重視。以后 學校的修建还要財力和人力,没了地方官府的參與和地方豪紳的贊助不将会實現。而歷經半個世紀的紛戰,元初社會尚严重不足尊儒崇文的風氣,以后 中書省規定:凡朔望日,“自長次以下正官同首領官,率領僚屬吏員,俱詣文廟燒香。禮畢,從學官、主善詣講堂,同諸生并民家子弟願從學者,講譯經史,更相授受”[12]。此舉一是加強地方官對地方教育的重視,二是樹立崇儒尚文的榜樣,使民衆效仿。

   元朝在滅南宋后,在南方各路亦設提舉學校官(或称“提学”)一職,同时在道一级設有儒學提舉司衙門,其下也設提舉學校官。但兩者所屬和性質不同。路所設提舉學校官“與教授並為學官”[13],“同管學事”[14],是路學的一個學官。而各道所設提舉學校官則屬於管理官職。至元十九年(1282),浙西道提刑按察司指出,“本道既有儒學提舉司衙門,其各路提學職事委是不應設立”,以后 要求將各路“提學職名”革罷。浙西道宣慰司經議擬決定:杭州路係上路,儒學生員數多,保留提學一職,其餘路學元設提學人員都革去(文書提到平江路提學勾煒係欽受宣命人員,當時已經任滿離職,什么都真正保留的没法杭州路儒學提學)[15]。江南各路提舉學校官設、罷時間不一,至元二十一年(1284)中書省下令將之全部革罷。理由是提舉學校官與教授等學官其品級相懸,於義未當,路與道均設提舉學校官,易造成官冗人濫的弊端。此次下令革罷的不僅是路提學一職,連道一級的儒學提舉司也革罷了,學校相關事宜“令各處文資正官一員專一提調”[16]。制度又回復到金朝時期。但從史料看,各地並未嚴格執行中書省的令文,據《至正金陵新志》卷六上《官守志》“江東道儒學提舉司”條,建康路提舉學校官至元二十一年設,二十三年(1286)四月革罷,改設江東道儒學提舉司衙門,二十四年(1287)亦罷,原提舉、副提舉於路學置司。可見江東道建康路的状态與中書省規定的撤罷時間全部不同。至元二十四年,在葉李的建議下,於南方各道按察司置司去處,重新設立儒學提舉司,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專一提調學官,講習諸生經史,講明治道[17],屬於地方儒學管理機構。元貞元年(1295)定制在行省一級設立儒學提舉司,其性質與至元二十四年各道儒學提舉司相同。

   北方的諸路提舉學校官在滅南宋前後漸漸不見於史載,取而代之的是後來行省一級的“儒學提舉”,北方在道一級未設過提舉學校官。至元十年(1273),中書吏禮部的符文中提到“外路官員、提學、教授”的釋奠服色問題[18],表明此時各路的提舉學校官尚存在。就筆者所見,中統、至元初任提舉學校官的實例較多,之後就比較少見了。任職較晚的實例,一是王得輿,他在中統初任興元路提舉學校兼本路勸農事,至元十三年(1276)以目疾力辭提舉職[19];一是張履,據《益都金石記》卷三所載《元萬壽宮經幢記》,他在至元十四年(1277)自稱“益都路提舉學校官”;趙子元屬於特例,元朝在至元十九年(1282)纔下令云南設學,至元二十四年大理新修文廟成,時趙子元為“大理等路提舉學校”[20]。至元二十五年(1288)翰林國史院與集賢院議擬學官格例時指出,“江淮以北路分,目今不設提舉”[21],這表明此時北方各路已没了提舉學校官。北方行省的儒學提舉突然出现較晚,與路提舉學校官没了明顯的接續關係。從任職實例來看,北方儒學提舉都有世祖朝之後,萧?是任職較早的儒學提舉[22]。另外,北方儒學提舉的任職人數也比南方儒學提舉少得多。櫻井智美統計了1277—1368年儒學提舉、副提舉的出身地和任官地,就任官地來看,任職中書、遼陽、陝西、四川、河南等地的提舉有元一代没法31人,而湖廣、江西、江浙三省的提舉人數則多達134人[23]。

   另外,世祖时期新的國子學建成後,將太宗時所設燕京國子學改為大都路學,署曰提舉學校所。自提舉以下,設官有差。有提舉一員,教授二員,學正二員,學錄一員。[24]即大都路儒學提舉什么都 大都路學的一個學官。大都路儒學提舉到元末還存在,顺帝时汴梁人歸暘轉任大都路儒學提舉,但未上[25]。

   至元六年(1269)在整頓諸路提舉學校官的同时,又設立教授一職。當然,此前恢復修建起來的廟學已有教授等人員在教學。如中統四年(1263)晉州有教授任毅等學官[26];至元五年(1268)潞州學有教授李質[27];至元四年(1267)淄川縣學有教授范某[28]。表明至元六年前各處學校,包括縣學都普遍存在教授。此次什么都 認定教授一職乃政府官職,並且只在路、散府、上中州學校設置。同时規定:若學校已設有教授,要考究其德行學問,稱職者依舊任職;若不稱職,或没了設教授的學校,則令各處官司取問衆儒人推舉保申,經考察合格,纔能上任[29]。

   這次没了規範學正、學錄、教諭的設置,实际上這些學官稱謂從蒙古國時期延續下來繼續在使用。如隰州有“學正李師顏”[300];晉州學有“學錄朱文禮”[31];安平縣學有教諭李曜[32]。

   另外,此時仍有“學政”[33]的稱謂,《(道光)臨邑縣志》所載立於至元十二年(1275)的《河間路臨邑縣重修廟學記》,就提到“河間路學政高陽苑芝”。

   元朝是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規範了北方儒學官的設置與額員,規定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此外,路、府、州、縣各添設直學一員[34]。此前地方學校教官没了固定的設置與員數,如河間路在至元十二年時最少有學政一名、學錄一名,教諭兩名[35]。京兆路至元十三、十四年時最少有教授李庭、孟文昌兩人,學正駱天驤、董某兩人,學錄徐鼎一人[36]。

   二、提舉學校官的相關問題

   中統二年(1261)王鶚倡導設立的三十名提舉學校官都有亡金名士、博學老儒,其中不乏金朝進士出身。其後相繼設立的提舉學校官也都有文學出衆或地方名流。如王萬慶,乃金代翰林修撰、書畫家王庭筠繼子,文章字畫能世其家,仕金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37]。敬鉉[38](字鼎臣,號大寧先生,易州人)、李國維[39](字得之,號竹齋,淄川人)都與元好問為同年進士,仕金為縣令。段成己(字誠之,號菊軒,平陽稷山縣人)為正大進士,金末著名詩人,與兄段克己並稱“二妙”[40]。陳庾(字子京,號詹軒,河東人),少時即有文名,與兄陳賡、弟陳膺號為三鳳[41]。

   這批人任提舉學校官前大多已有教學經歷,或從事過與文化事業有關的活動,如太宗八年(1236)立燕京編修所,王萬慶任編修所次二官[42]。陳庾曾任平陽經籍所校讎領所事[43]。憲宗時王得輿(字載之,濩澤高平人)做過家塾教師,後李德輝起為興元三教提領,倡修廟學[44]。憲宗時敬鉉於燕京行尚書省官員月合乃家坐館授業[45],弋彀(原名弋彀英,汝州人)亦曾被中書楊惟中館於家,令教誨諸子[46]。段成己曾在民間以教書為業[47],薛玄(字微之,號庸齋)在太宗時做過應州教授,後在洛西以講學為業[48]。楊弘道(字叔能,淄川人)金末入宋,任襄陽府學教諭、權唐州司戶參軍兼州學教授等職[49]。杜瑛(字文玉,霸州人)金亡後曾教授汾、晉間[3000]。

   元朝時與蒙古國時期相同,有專任的提舉學校官,都有以別職兼任的。中統至元初專任的提舉學校官較多,如敬鉉為中都路、陳庾、段成己為平陽路、王得輿為興元路、李國維為河南府路[51]、弋彀為太原路、高詡[52]為濟南路、楊弘道[53]、張履[54](字維則,蘆台人)為益都路提舉學校官。兼任提舉學校官的如中統初王得輿為興元路提舉學校兼本路勸農事[55],中統三年(1262)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以太常卿掌禮樂,兼提舉本路(東平)學校事[56];至元十二年(1275)姚燧(字端甫,號牧庵)為秦王府文學,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57];中統四年(1263)王安上為宣差節度同知兼提舉學校,據《常山貞石志》所載《晉州五嶽觀碑》,王氏一家在晋州势力极强,碑后所列“宣授千戸王安國,宣授千戸王安民,奥魯千戸王安德,宣差節度使功德主王安仁,宣差節度同知兼提舉學校王安上”,此五人是兄弟。

   這一時期的提舉學校官没了固定的任期,如姚燧任提舉學校官没法一年左右,旋受命三使蜀[58];王得輿在中統初年擔任興元路提舉學校兼本路勸農事,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以目疾力辭提舉職[59],擔任提舉學校官有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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